创立新军

　　袁世凯在甲午战争前线负责后勤期间，便主张由他募兵并编练新式军队，但未被采纳，袁世凯颇为不满，曾抱怨说：“内赞人而不用我募兵，徒何益也？”在甲午战争结束后，举国上下掀起了维新变法、救亡图存的浪潮，袁世凯亦是其中一员。袁世凯派人到鲁、苏、皖、豫等地招募2250名步兵，300名骑兵，再加上4750名定武军，称“新建陆军”，作为他小站练兵的兵源。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以德军为蓝本，制订了一整套近代陆军的招募制度、组织编制制度、军官任用和培养制度、训练和教育制度、粮饷制度等内容的建军方案。在军事装备上，袁世凯注重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和标准化，大胆采用西方的先进技术。如徐世昌、段祺瑞、冯国璋、王士珍、曹锟、张勋等。北洋新军亦逐渐成为袁世凯个人的政治资本，使其成为北洋军阀的始祖，正如美国学者鲍威尔所说：“袁氏的军法虽严，他仍然为士兵所爱戴，这并非意外，因为他亲自照管他们，并且按时发饷。再者，他向他们灌输了忠诚的观念，不过主要只是向袁世凯而不是向皇帝效忠”。

　　1897年，袁世凯擢升直隶按察使，仍主持小站练兵。1898年9月，袁世凯升任工部右侍郎，奉旨入京陛见，随后卷入了政治风暴中。当时光绪帝重用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嗣同等维新派实行戊戌变法，与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（后党）势成水火。康有为等维新派（帝党）从一开始就寄希望于袁世凯，在7月底就派徐仁录前往小站联络袁世凯，试探其态度。康有为判断袁世凯“为我所动”，乃举荐袁世凯为侍郎。9月18日（阴历八月初三），康有为等人得到光绪帝“朕位且不能保“的密诏，深感局势紧迫，于是铤而走险，决定包围颐和园，控制居住其中的慈禧太后，并杀死慈禧宠臣直隶总督荣禄，而这一任务则被维新派委托在袁世凯身上。袁世凯由于告密获得了后党的信任，地位扶摇直上。1899年冬，袁世凯由工部侍郎升任山东巡抚，这是40岁的袁世凯首次出任封疆大吏。据某些史料记载，李鸿章临终前曾有“环顾宇内，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”的遗言，但据考证并不存在。[27]  事实上，在李鸿章去世之后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地位无需他人推荐，可以说是“非袁莫属”了。

　　《辛丑条约》签订后，清政府迫于内外形势，施行新政。袁世凯表示极力拥护。1901年袁世凯在山东创建山东大学堂（今山东大学）。1902年，袁世凯兼任政务处参预政务大臣和练兵大臣，在保定编练北洋常备军（简称北洋军）。

　　1911年10月10日清政府新军陆军第八镇兵变，引爆武昌起义，并成立以黎元洪为都督的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，为取得交战的合法地位，各方反清势力主张组建中央临时政府。北洋军是清政府唯一可以抵抗起义的力量，令陆军大臣荫昌率军南下镇压起义，但荫昌没有驾驭北洋军的能力。1912年2月15日，南京参议院正式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。依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，改总统制为内阁制，大大削减袁世凯的权力，但袁坚持于3月10日在北京就职中华民国大总统。

　　1914年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，日本以英日同盟（协约国）为理由，强行派兵接收德国（同盟国）在山东胶州湾的租界地，以及胶济铁路沿线地带，中国政府无力阻止。

　　1915年12月，在国会、高校、民众请愿团、筹安会和各省国民代表的推戴下，准备建立君主立宪制。袁世凯多次揖让，最终接受皇帝之尊号，准备成立中华帝国，打算1916年为洪宪元年，行君主立宪政体，把总统府改为新华宫，并拟定《新皇室规范》，其中包括“亲王、郡王可以为海陆军官，但不得组织政党并担任重要政治官员；永废太监制度；永废宫女采选制度；永废各方进呈贡品制度；凡皇室亲属不得经营商业，与庶民争利。”然而，12月25日，表面支持帝制的蔡锷和唐继尧在云南宣布起义，发动护国战争，讨伐袁世凯。贵州、广西相继响应，3月份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，起用段祺瑞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，企图依靠段团结北洋势力，压制南方起义力量，但起义各省没有停止军事行动。5月下旬袁世凯忧愤成疾，1916年6月6日，袁世凯因尿毒症不治而亡，时年57岁。同年8月24日正式归葬于河南安阳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