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军垦农场锻炼的北京大学生

红卫兵运动持续两年多，终于闹得革命领袖也头疼起来。尽管他们此前一再呼吁“复课闹革命”，震荡和混乱却无法制止。到1968年暑期、大学仍不招生，工厂仍不招工，六六、六七、六八3届高中毕业生共400多万人呆在城里无事可做，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。但领袖的号召力仍然无限。1968年12月22日，《人民日报》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：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很有必要。随即在全国开展了知识青年“上山下乡”活动。此后到1978年，有近2000万知青上山下乡，接受“很有必要”的“贫下中农再教育”去了。但上山下乡并非始自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它从50年代便被倡导，至60年代而展开。对当时的知青来说，他们到农村去，是为了消灭“三大差别”，带有积极的理想主义色彩，邢燕子、侯隽、董加耕等一大批优秀青年，便是他们的典型代表。因此，广义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，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，前后经历25年，知青总数达2000万人左右。

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，是特殊的历史为一代青年提供的一条特殊的道路。在这条道路上，有宝贵青春的荒废。有美好理想的破灭，有生活信心的动摇，更有一代知青的奋斗业绩。在国家最艰难的岁月，是他们同当地人民一起。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，支撑着共和国大厦。较之后来的青年，他们更多一些对人生艰辛的领悟，更多具有吃苦耐劳的品格。“知青”二字已不是单纯字面上的含义，而是那段特殊经历赋予他们的一种“资格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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